这次考古发掘的墓葬群跨越千年，连接了不同朝代，揭示了文化演进过程，为今后研究和复原北京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丧葬习俗、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民族迁徙融合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北京南部大兴地区一块方圆70万平方米的在建工地下，埋藏着东汉、北朝、唐、辽、金等不同时期的两百多座古代墓葬。它们错落地分布在距离地表4米到7米的土地深处，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不久前，历时近两年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这个几乎穿越整个北京历史的墓葬群面貌更加清晰了。它用带着泥土的铭砖、壁画、漆器乃至农作物的种子告诉我们，历史上，这里的人们曾经这样生活……
　　天然的“古墓博物馆”
　　墓葬群所处的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位于北京南部，历史上曾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河道拐弯处。原本在这里实施的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进行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而附近早已高楼林立，不远处已经开通了地铁。
　　在考古现场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年代的墓穴分层分布，年代越久远的埋藏越深。从2013年底进行考古勘探至今，这里已经陆续发现了200余座墓穴，其中有东汉(魏晋)墓葬9座，北朝墓葬4座，唐墓78座，辽金墓60座，元墓45座……最深的墓穴距离现在地表有7米多。另外还有一块3000多平方米的金代祭祀遗址。
　　不同年代墓葬在同一地点、不同深度分层保留的奇观，与永定河泛滥带来的水土淤积有关。历史上记载，永定河曾经有300米宽，由于上游植被破坏一度形成严重的水患，被古人称为“无定河”、“黑河”、“浑河”。由于上游伐木造成水土流失，墓葬之上淤积了大量的泥沙，甚至将其整个覆盖。恰恰是这些厚厚的泥沙，为古墓的保留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尚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永定河从西北流向东南，由于这片墓地的位置独特，恰好位于河道拐弯的地方，因此容易受到水患的影响。这块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古代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佐证。
　　据黄村镇规划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区域于2009年底拆迁完毕，2013年底按照规定进行了考古勘探，未来的开发计划尚不明确。受访专家认为，该区域涵盖了不同时代形制丰富的各类墓葬，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古墓博物馆。
　　壁画上的发现
　　进入其中的一座辽代墓地，用手电照亮黑漆漆的四周，本刊记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空间宽敞，不仅能站进去三四个成年人，墙上还布满彩色壁画。壁画里，石榴、茶壶、橱柜、桌子、高椅等物品一应俱全，展现了一千多年前古人的生活面貌。
　　“你看，这里画着个胖女人，桌子上面还有水果，衣服放在五斗橱里面，凳子上还有坐垫！”尚珩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有壁画的辽墓不超过10个，可谓稀有。因此，当发现古墓里棺床、墓道、祭台还有一些随葬品整体保存得十分完好时，他大喜过望。
　　据介绍，这片墓地群时代跨度很大，是展示北京地区古代墓穴的一个窗口。从墓葬的形制看，有东汉砖室墓、唐代船型墓，还有辽代的圆形墓，不同年代墓穴特点鲜明。其中，具有胡人风格的“梯形棺”，成为当地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见证。
　　北京地区在东汉时期为幽州辖区，地处边陲。由于中央王朝实力衰微，这里一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因此，墓葬并不是传统的汉人规矩的矩形，而是胡人风格的梯形，这也成为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的见证。
　　唐代中晚期的一种墓葬也颇具特色：墓室内有用砖做的斗拱、门窗等仿木结构以及家具等装饰，好像主人生前的居室一般讲究。这种唐代墓葬只有在环渤海地区才能见到。
　　“通过对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的考察，我们发现，从东汉到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丧葬习俗深深打上了‘胡化’的烙印。”尚珩说，我国古人的丧葬观念经历了由彰显家族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到福佑子孙等世俗化的转变，这一变化在本次发掘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武则天时代的县令
　　在这次发掘中，一位享年91岁的唐代县令的墓给考古人员留下深刻印象。这座墓穴位于此前一个工厂的地基下面，大而深的水泥桩子把墓葬的一角破坏了，该墓在古代曾经被盗。
　　“当时正是12月，北京天寒地冻，田野工作异常艰难。”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张志伟说，“墓室墙壁简单朴素，里面被大量积土覆盖，在挖掘的时候，我们原本没有抱什么希望。就在大家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在墓室的东南角有一盒墓志，就在距离现代水泥边上20公分的地方。如果当年修建工厂的师傅，打地基的时候偏一点儿，这宝贵的墓志就早已粉身碎骨。但如今，它被完好地保留下来。”
　　拨开千年的灰尘，考古人员看到“黄君墓志”几个字清晰地出现在盖子上，周围还环绕着雕刻精美的十二生肖。打开盖子，一个完整的墓志铭从积土中显现，全文共550余字。
　　通过志文，考古人员了解到，墓主人姓黄名雄，字英集，为易州易县令，即今河北易县县长，家中世代为官。他在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于家中离世，享年91岁，堪称高寿。墓志内容本身多为歌功颂德之辞，但引人注目的是，文字中出现了“武周新字”——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首创的汉字。
　　“墓志内所刻为“埊”(“地”字)和“○”(“星”字)。“埊”同“地”，意为“山、水、土”，代表大地是由山、水和土所组成。“○”同“星”，代表圆形的星球，完全是一个象形字。
　　“武周新字”于68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通行，一直到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十月，才再次颁布诏书，废除“则天文字”，前后总共通行了近150年。就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而言，使用“则天新字”的石刻或写本尚不多见，在北京地区则属首次发现。
　　还有一点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位高寿的县令使用了当时禁止的石质葬具，还有青龙、朱雀等精美装饰，可谓大胆。史料有载，唐代除了皇帝特许之外，是禁止使用石质葬具的，一个县令如此大胆僭越礼制，可见幽州“天高皇帝远”，是个极偏僻之地。
　　铭文砖佐证史实
　　在一千多年前的北朝时期，有一位祖籍在今天平壤所在地的朝鲜人来到北京地区，最终埋葬在这里并留下了清晰的铭文砖。在此之前，北京地区没有发现过有明确纪年的北朝墓，更何况是一个“朝鲜人”了。
　　北朝时期，北方处于“五胡乱华”阶段，由于这一时期整体时间短，且朝代更迭较快，确信是这个朝代的墓葬，被发现的极少。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一块铭文砖，通过铭文得知，墓主人叫韩显度，祖籍是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即539年，“元象”是北朝时期东魏魏孝静帝的年号)。
　　这块铭文记录，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事实：乐浪郡是西汉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后，在今朝鲜半岛设置的四郡之一，位于今朝鲜平壤市区。但是到了西晋，中原大乱，高句丽开始攻占乐浪郡。公元313年，乐浪郡地被高句丽夺取。
　　在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人口锐减，韩显度的祖先为何从朝鲜千里迢迢迁徙到北京大兴？
　　据史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进程中，曾经有过“迁朝鲜民于肥如，复置朝鲜县”。可以据此推测，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徙运动，其中的肥如位于今秦皇岛市。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后，辗转南下前往东魏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京大兴是必经之地，其中的一些移民留在了这里，因此在墓志铭中，保留了自己的祖籍——乐浪郡的郡望。
　　“千年遗迹”保护面临考验
　　从先秦建县到东汉时期的边陲幽州，到辽代南京道所在地，再到如今首都北京的近郊……大兴地区自古繁华，有2400余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丰富、密集的墓葬群。
　　受访专家表示，本次考古发掘的墓葬群跨越千年，连接了不同朝代，揭示了文化演进过程，为今后研究和复原北京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丧葬习俗、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民族迁徙融合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考古就是尽量复原到人，重建重构当时的社会。一些丧葬相关的内容，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映。”尚珩说，这个地区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见证了民族间彼此交流、融合、学习的历程。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块墓地之所以能较好地进行考古勘探，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关系密切。该办法规定，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要进行勘探，而黄村镇的这块工地正好在法规颁布后不久建设，符合这个条件。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认为，大兴发现的墓葬群，墓葬延续时间之长、年代跨度之大、数量和墓葬形制种类之多和保存之完好十分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考古价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汉唐时期考古专家齐东方说，这次发掘还发现了金元时期的一大批农作物遗迹，这在北京地区是第一次发现。即便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金元时期大规模的完整祭祀遗址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星灿表示，虽然从考古上说，这片墓葬的等级并不高，主要是平民和中小地主的墓穴，但是等级并不等于保存价值。这片墓地绵延数千年，对于研究古代的老百姓、下级官吏的生活很有价值。
　　“从东汉到魏晋，一直到元明清。这不仅在北京，在全国范围看，墓葬群能延续这么长时间，都十分难得。如果能够选择有价值的墓穴小范围原地保护，或者建设遗址博物馆，将为人们了解北京历史提供很好的机会。即便不能原地保留、保护这个地方，也希望能够为这么重要的文物找个好归宿。”陈星灿说。□文/《暸望》记者赵琬微孔祥鑫